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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与粤印信息技术产业合作审视

发布时间:2017-03-17 作者:派智库 来源:《宏观经济研究》2017年第 浏览:【字体:

内容提要 随着以共赢合作为目标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问题亦成为知识诉求。对被“一带”和“一路”同时覆盖的印度来说,研究中印合作问题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意义深远。特别是随着中国努力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信息丝绸之路”构建,广东省与印度的信息技术合作问题备受两国政府和社会重视。考察具有产业互补性和实现共赢合作目标示范作用的粤印信息技术产业的合作现状与特点,存在问题与改进之策,进而思考促进粤印乃至中印藉“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扩大经贸合作的进路,有助于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累经验,裨益于中印经贸合作领域的扩展和友好合作关系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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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一带一路”战略 信息产业 粤印合作 中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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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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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国别合作问题成为重要话题,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现状与问题、合作领域与项目、合作机遇与挑战、合作途径与方法、合作机制与法律适用等问题的微观研究成为迫切知识诉求。印度是被“一带”和“一路”同时覆盖的新兴经济体,又是中国周边大国,还是唯一与中国具有陆地边界争议并对“一带一路”战略“犹豫不决”并以实施“季节计划”等反制“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Pitol III和Scholar,2015),中印合作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顺利推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事实上,中印合作近年来受到双方政府的高度重视。2013年,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印度总理辛格在60年后再次实现了两国总理年内互访,商讨两国经贸和产业合作问题;2014年,印度副总统安萨里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访印度,以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广东省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陪同;2015年,印度新任总理莫迪首访中国,特别将印度“商业之邦”、“最受欢迎投资地”的古吉拉特邦类比为“印度的广东”,希望通过粤印经贸合作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带动中印间经济的共赢合作;2016年,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尽管这是2010年以来印度总统的首次访华,首站却选择了广州。在中印力促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印度对中国广东情有独钟。随着印度政府对“广东经验”的关注,推进粤印经贸合作问题备受两国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扩大双边贸易并寻找合作领域成为重要议题,粤印经贸额呈现出上升趋势(图1),对中印贸易额上升有一定贡献。据中国统计官网信息,2013—2015年,中印贸易额分别是654.0亿美元、705.8亿美元、708.3亿美元,粤印贸易额约占中印贸易的比例分别为15.4%、17.8%和20.3%。就印度来说,新世纪以来,对外政策取决于商业利益、亲欧美、不屑中国发展模式的印度政府(莱和西蒙,2007),缘何特别重视学习“广东经验”和加强粤印经贸合作?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印度为何乐意与广东展开信息技术产业合作等问题引人注目。对广东来说,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经济总量长期排名全国第一、外向型经济主导和供给侧改革重点省份,如何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在加强与印度合作方面扮演好角色和积累经验值得关注。本研究聚焦于粤印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信息产业方面的合作问题,主要基于广东和中国的视角,重点探究粤印信息产业合作的动因、现状与问题及改进之策,以管窥中印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经贸关系的优化与走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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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建设与粤印信息产业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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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几乎带动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习近平,2014)。粤印积极谋求信息技术产业合作,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稳步提升的中印关系等因素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效应、信息技术产业的互补优势及粤印谋求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动力等亦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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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中印“信息丝绸之路”需粤印信息产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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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革命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中国无论是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还是“信息丝绸之路”建设,实现参与国间的信息基础设施联通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必然要求。尽管一个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是由电信网络、战略信息系统、相关政策和法律框架及开发并使用这些设施的熟练人力资源构成的,但电信网络基础设施的生产和建设至关重要(达耳曼和乌茨,2005)。国务院制定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对建设信息丝绸之路作出了明确要求:“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构建信息丝绸之路,一是要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即互联网、通讯网、物联网等设施;二是利用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推广“互联网+”战略,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与各产业跨界融合,推动各产业优化、增长、创新和新生,逐步落实“愿景与行动”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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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作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建造”的典型省份,信息业基础设施研发和制造的成熟区域,电子信息业硬件生产已形成世界级规模,具备“信息丝绸之路”建设中“硬件”供给能力。比如,2015年,广东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销售产值3.27万亿元,占全国的28.9%,同比增长9.1%。1、但是,和中国其他省份一样,软件创新及高端服务仍是短板。2015年广东软件业务收入6994.4亿元,增速低于2014年1.8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1160.1亿元,增速低于2014年4个百分点。软件出口更是低迷,软件业务出口231.3亿美元,同比增长5.3%,但低于上年同期5.8个百分点。2、拥有“世界办公室”称号的印度,在信息软件生产和服务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印度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软件生产大国,在全球软件外包市场的份额高达58%,软件及相关服务贡献了印度外包服务产值的近80%。印度的软件人才、软件开发及软件管理能力处于世界一流水平,许多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的办公应用软件都是由印度信息技术公司负责研发和售后服务的。对具有信息业软硬件互补优势的粤印来说,携手合作,不仅有助于中印信息丝绸之路的建设,而且对“一带一路”战略对接“季风计划”形成助力。 织梦好,好织梦

2、印度提振信息技术产业需“数字印度”对接“广东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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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印度GDP增长贡献最大的软件服务业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印度软件外包业务的增长率从过去10年间的30%下降到16%,而印度软件服务业的收入占据印度信息技术产业收入的80%以上。印度IT服务业出口的严重下滑,使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业绩遭受重创,至今未走出阴影。面对海外市场的萎缩,印度一方面关注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加紧开拓新兴国家市场。为此,新任总理莫迪2014年一上任便提出“数字印度”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为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在国内,主要关注全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理和服务的信息化、居民生活的数字化等,但是,印度国内信息业硬件生产及服务能力严重不足,生产能力仅占全球生产量的1.31%。据印度政府估算,2020年,印度国内电信业生产能力仅能满足1000亿美元的市场需求,剩下的3000亿美元的需求缺口需要靠进口来填补。如果国内的电子产业现状得不到改善,电子产品的进口量很可能在2020年远远超过石油的进口量,进口依赖度从50%上升到75%(王忠,2013)。虽然为配合“数字印度”的实现,印度早前已提出“印度制造”计划,但要依靠印度自身的硬件制造能力完成“数字印度”目标,短期内无法实现,产品和技术的引进势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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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印度,广东却具有信息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丰富经验和强大的产品制造能力。根据广东省政府印发的《宽带广东发展规划(2014—2020年)》,到2015年,省级电子政务网站互联网出口带宽达到3000兆比特每秒(Mbps),城市用户固定宽带接人能力达到50Mbps。广东还培育了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现在,广东全省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销售产值占到全国的约30%。同时,广东的信息技术制造业具有鲜明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信息技术制造业同样面临巨大的产能过剩压力。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广东电子信息业的硬件生产能力急需供给侧改革,其成熟的硬件制造业急需走出国门,消化强大的产能,开拓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因此,对同处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广东和印度来说,只有信息技术产业的“广东制造”和“数字印度”对接与合作,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政策优势,深化合作,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才能真正实现各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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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粤印把握新一轮信息技术业革命机遇需信息技术合作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技术积累和成功产业化,信息产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期。信息技术走出自身产业发展的边界,开始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诞生了共享经济、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全新的经济领域和商业模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提振器。致力于经济复苏的欧美发达国家,十分重视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陆续提出了信息技术创新战略,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战略”、德国的“2020高科技战略”等,期望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下占得先机,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大潮。面对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及可能带来的产业调整和国际产业分工,新兴经济体国家亦制定了自己信息业发展战略,欲藉此在国际信息产业份额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继“互联网+”战略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之后,又提出“创新发展战略”以及“中国制造2025”,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十大领域。作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实力雄厚的广东,在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更是不甘落后,提出了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切入点,以智能制造为核心和主攻方向,以先进装备制造业为突破口,以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为重要抓手,强化工业基础,注重集成应用,坚持走“高端化、智能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道路。印度政府为了让其信息技术企业找到新的发展途径,新总理莫迪执政伊始便提出“印度制造”、“数字印度”等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低碳产业和绿色产业,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慧城市、下一代通信网络、“三网融合”等新技术和新概念成为了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关注的焦点,被赋予“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历史与战略使命。 本文来自织梦

广东和印度在新一轮信息技术产业革命中具备良好基础,但是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强大竞争,原本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尚存的短板更趋明显,要实现“弯道超车”并不容易。双方不仅要面对在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方面具有强大技术优势的美、日等国的竞争压力,还可能遭遇它们推进信息技术创新战略过程中为保护本国的信息技术产业设置的各种壁垒。作为在产业上具有较大互补性的粤印,如果展开协同创新,开放双方规模庞大的市场,能够进一步促进各自优势发挥,并在合作中补齐各自在信息技术产业中的短板,进而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中把握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占据有利地位。 内容来自dedecms

三、粤印信息产业合作的现状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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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粤印信息技术产业合作的双赢需要,近年来,双方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充分利用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契机,寻找信息技术产业的合作领域,取得了一定的业绩,同时存在一些合作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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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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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粤印经贸总额缓慢增加,信息技术产品贸易贡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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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加紧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广东和进行“数字印度”建设的印度,藉“一带一路”建设的带动,努力探寻双方的合作领域并为信息技术企业合作牵线搭桥。粤印双方电子信息产品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贸易额持续增加。2014年广东与印度贸易总额为125.3亿美元,同比增长24.5%,其中粤印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金额为69.08亿美元,占广东与印度贸易总额的55.1%。2015年广东与印度贸易总额为144.13亿美元,同比增长15.0%,其中粤印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总额为93.74亿美元,同比增长35.7%,占粤印贸易总额的65.0%(图2)。而且,粤印电子信息产品贸易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粤印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自2014年起粤印电子信息产品贸易已成为粤印贸易的主要支撑,贸易额已占据粤印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并呈现出进一步增长趋势。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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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粤印产品需求的不同,自2006年起,粤印问的进出口贸易额开始失衡,印度对广东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占据粤印贸易总额半壁江山的电子信息产品贸易,主要是广东对印度的出口,而印度对广东的出口数额相当小,且增速缓慢。随着广东对印度电子信息产品出口的增加,印度对粤贸易逆差亦呈增长趋势且数额越来越大(表1)。2015年印度对广东电子信息产品贸易逆差已达91.52亿美元。另外,以市场容量来衡量,中印两国的人口总和约26亿,但从双边贸易来看,即便印度已经成为广东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10多年间,粤印贸易额亦从2002年的9.44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144.13亿美元。但是,广东2015年全年对外贸易额高达10227.96亿美元,粤印之间贸易额占比仅为1.4%,这与两国经济体量不相符,因此粤印间贸易潜力还很大,尤其是广东对印度信息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方面,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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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粤印间投资规模不大,且集中于信息技术产业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据广东省商务厅历年统计信息和《广东省统计年鉴(2014)》信息显示,1979—2013年间,印度在广东的直接投资项目约133个,占外资项目总数的0.08%;合同外资金额8721万美元,占全省合同外资总额的0.0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562万美元,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0.01%。2013年,印度在广东设立投资项目16个,合同外资241万美元,同比下降86.0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76万美元,同比下降32.05%。2014—2015年,印度在广东投资项目49个,合同外资金额8585万美元。广东对印度的投资起步稍晚,但增长速度较快,自2010年至2015年底,广东在印度共设企业28个,中方协议投资额10579.8万美元。总之,2010—2015年间,印度对广东的投资额只占到广东吸收外资总额的约0.007%,印度吸收的广东投资额占广东对外投资总额的约0.25%。可见,双方互相投资规模不大。广东吸收印度直接投资金额仅在2012年超过广东利用外资总额的0.01%,广东对印度投资规模在广东对外投资的占比最大的比例也只是2012年的1.1%。就2010—2015年间粤印相互投资额来看,广东对印度的投资额远大于广东吸收自印度的金额,广东吸收印度实际投资金额为947万美元,而对印度实际投资金额仅为9085.1万美元(表2、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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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粤印相互投资总额有限且相互投资不平衡,但就投资领域来看,粤印双方投资领域主要集中于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印度在广东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电子信息技术、机械、制药等。据广东省商务厅统计资料估算,自1979年至2014年底,以印度在广东投资额15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为统计依据,印度在广东信息产业领域投资金额为5261.5万美元,占所有项目投资总额的45.5%。广东在印度的投资偏好则更为明显,投资领域基本集中在信息技术产业领域。截至2014年底,广东在印度累计投资金额排名前十的项目中,有六项属于信息技术产业,投资总额为51599万美元,占前十项目投资总额的96.6%。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粤印信息技术人才交流展开,合作培养模式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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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国家中,印度的高等教育发展得比较成功。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与高度国际化,为印度培养了大批世界级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使印度在农业、医药、信息软件及业务外包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印度拥有印孚瑟斯(Infosys)等数十家跻身世界100家顶尖外包公司名单的外包公司。目前,在世界软件开发高级工程师中,有160万印度人,人数几居榜首。“印度头脑”已经扎根世界尖端行业,人力资本成为印度崛起的关键力量和经济外交的真正软实力。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关键是具有大量质优价廉的世界级信息软件技术人才。莫迪总理曾称,印度的未来是由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人才组成的。著名的“莫迪公式”,即“信息技术+印度人才=印度未来”,它延续了印度的发展经验——重视信息技术产业(Gahlan和Singh,2014)。印度还具有世界一流的信息人才培养机构。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IIT),是全球38家通过软件业最高标准CMM(软件开发成熟度)五级认证的,专门提供软件开发培训和教育、教育多媒体和软件解决方案的上市软件开发公司。 copyright dedecms

正是看到印度的这一优势,广东重视加强与印度的信息人才交流培养。早在2001年,NIIT就已走进广东,与广东的代理商智信天宇公司签署了相关人才培养协议,在华南理工大学开办了软件人才培训班。截至目前,NIIT已相继与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广东东软学院等合作办学,并在广东海洋大学成立软件教育培训中心。粤印在信息技术人才培养方面,已从业务合作向合作办学扩展。另据教育部公布的2015年来华留学生统计数据,印度来华留学生人数16694人,在各国来华留学生人数排名中位居第四名,广东在接收来华留学生省份排名中位列第六。2016年,印度来粤留学生人数则为1247人。尽管来粤印度留学生总人数不是最多的,但较多集中于信息技术产业的交流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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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粤印各级政府重视信息产业合作,地方间合作趋于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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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粤印贸易额的明显上升,得益于中印问的增信释疑和两国关系的持续改善,更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印两国各级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工作,特别是对信息产业合作的重视。以广东为例,积极举办粤印经贸产品展销会、投资推介会、开展城市外交等,为信息技术产业合作牵线搭桥。2015年9月,广东省政府组织访问团在省长朱小丹的带领下赴印度访问。朱小丹强调,将积极推动广东企业与印度知名企业的合作,共同建立软件外包商业网络,联手开拓欧美软件外包市场,积极引进印度成熟的开发机制和体系,将信息产业培育成双方合作的新增长点。3、2016年5月,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广州会见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时强调,希望双方在中印两国合作的框架内,进一步深化信息技术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加强友好省邦等地方友好合作平台建设,为推动中印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作出积极贡献。就印度来说,新一任总理莫迪执政以来,推进市场开放,改善营商环境,特别锐意行政改革,简化投资审批程序,提高引资效率。为了促进中印产业和经贸合作,印度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决定放宽对中国企业的投资限制,减少对中国企业的安全审查。莫迪在任其家乡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12年里,曾多次访华,十分重视“广东经验”,有着浓厚的“广东情结”。古吉特拉邦在他的带领下通过借鉴广东发展经验获得了长足发展,被印度人称为“印度的广东”。莫迪成为总理后,积极倡导学习广东发展经验和开展与IT硬件制造业发达的广东的合作。印度官员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愿与广东加强信息技术产业方面的合作并为合作的达成创造条件。比如,2016年5月,印度总统慕克吉访问广东,邀请广东投资者扩大对印度的直接投资,积极参与印度政府发起的“印度制造”、“数字印度”和“智能城市”等各种“旗舰计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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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印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粤印地方政府的合作走向活跃。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印期间,广东省与古吉拉特邦签署了“建立友好省邦关系协议”,成为首个“友好省邦”;2015年,举办了“中国(广东)—印度(古吉拉特)经贸合作交流会”;莫迪总理2015年访华期间,成立了“中印地方合作论坛”,为两国地方推进对口交流、开展互利合作搭建平台。广东与印度地方政府展开直接交流合作,实现双方资源优势互补,尤其共同拓展信息技术合作空间,会对双方经济交流合作带来良性“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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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挑战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印度对其信息安全的担忧及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质疑 织梦好,好织梦

受历史、地缘、安全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印关系十分微妙,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触动中印关系的敏感神经。同时,受“中国威胁论”、“中印竞争零和论”及印度“大国主义”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印度一直对中国怀有安全疑虑。在此背景之下,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在印度洋区域取得系列成果,在印度国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和质疑。印度精英甚至民众普遍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意在印度洋,将挑战印度在印度洋的传统地位。印度智库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的阿维纳什·戈德波尔(Avinash Godbde)强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不像中国自己宣称的那样是为了与其他国家密切经济合作、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其根本目的是海上航运安全。中国正通过经济和外交等手段,在印度洋区国家沿岸港口修建战略基地,如缅甸、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马尔代夫等国,逐渐把“珍珠链”战略变为现实,影响印度安全,印度必须提防。2014年6月,印度政府公布的“季风计划”被视为反制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措施。2015年3月,印度为应对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还提出“棉花路线”理念,旨在改善与环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从“季风计划”、“棉花路线”可以看出,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并未脱离“零和竞争”思维影响。在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和“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被视为关涉国家安全的最重要领域,印度对其信息安全的担忧必然掣肘粤印信息技术产业的合作。比如,2010年7月,印度政府制定了一份禁买电信设备供应商名单,决定在其新网络安全规则实施前暂时禁止印度电信运营商购买名单中所列供应商的设备,涉及华为、中兴、联想、烽火通信等25家中国企业;2015年12月,印度政府以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可能隐藏有间谍设备”,迫使印度相关企业中止购买和使用华为、中兴等所产设备。可见,粤印信息产品贸易面临政治与安全因素的影响。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印度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逆差及其国内贸易保护政策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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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印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亦为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印度无论是改善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还是投资新兴产业,都需要大量资金,贸易出超是其所希冀的经贸结果。中印贸易逆差问题早在2006年出现,并引起印度政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度忧虑,担心印度大量进口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会冲击和威胁印度的民族工业和就业。印度前驻华大使拉奥琪曾发表过带有警告性的评论:“印度不能永远是中国的原料和初级产品出口国”;“印度只能在有限的时期内忍受对华赤字,超过这个时限,贸易这项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就会出现消极的色彩”5、。当时,印度的忧虑更多是贸易平衡问题,因为印度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是铁矿石、皮革产品等初级产品,进口主要是机电等制造业产品。随着电信等高端技术产品贸易的增加,大大促进了中印贸易额的增长,可印度的贸易逆差更明显。仅以粤印电子信息产品贸易为例,截至2015年,印度对广东的贸易逆差达到91.52亿美元,主要是在电子产品、计算机硬件及其辅助产品、通信技术产品及服务贸易中形成的。为了减少对中国电信硬件产品的依赖度,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推出“印度制造”计划,希望将制造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当前的15%提升至25%,力争把印度打造成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尤其是电子信息产品。可是,计划变为现实,需假以时日。从粤印贸易产品构成及交易特点看,贸易平衡问题会更加突出。为实现中印贸易平衡,促进“印度制造”和“数字印度”计划实现,考虑到印度电信产品制造业基础弱、起步晚等因素,不排除印度通过立法、税收、反倾销调查等措施抑制国外商品的进口。目前,反倾销调查已是印度针对中国最多的手段。印度的贸易保护措施,必然对粤印电信产业合作带来不利影响。 本文来自织梦

3、粤印信息技术产业的合作面临其他省份的竞争 织梦好,好织梦

随着中国政府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以及发展观念的转变,国内许多省份逐渐放弃传统的发展思路,努力追求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创新驱动型发展,更愿意将资源配置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之上。遑论江苏、上海、山东这些沿海省市,就是西部省份,因信息产业发展的无地域局限性和后发优势性而大力引资和引进人才,致力于搭乘“互联网+”和大数据引领经济发展时代这趟车。比如贵州,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努力发展大数据产业,不仅与上海、广东等国内发达地区合作,也与国际信息业强国合作。自2014年以来,贵州与印度在大数据及软件等相关产业方面双向交流日益增多,合作不断加强。2015年5月,贵州省政府与印度工业联合会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明确双方在贵州大数据产业领域扩大全方位交流与合作,支持贵安新区打造世界一流的软件和大数据产业,在贵安新区打造“中印产业园”项目,计划在五年内培养1万名优秀工程师。6月,贵安开投公司与印度工业联合会牵头成立“中印(贵州)IT产业联合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塔塔咨询服务(中国)公司、印孚瑟斯技术(中国)公司、威普罗(上海)公司和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上海)公司等印度排名前五的信息技术企业,成功搭建了贵州与印度信息技术企业的合作交流平台。6、随着国务院将信息技术产业列为七大战略性行业之一,国内众多省份已纷纷将其列为重点发展行业,在资金和人才资源引进方面都向信息技术产业倾斜。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信息联通”带来的庞大市场及产业转型升级机遇,国内其他省份必然高度重视与印度在信息技术产业的合作。加之部分省份土地、人才等低成本优势及扶贫政策下的财政支持等原因,粤印信息技术产业合作面临的国内竞争不容低估。 dedecms.com

四、“一带一路”建设与深化粤印信息产业合作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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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势“一带一路”战略的相关区域合作机制,建立粤印信息技术产业合作常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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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与中印两国的合作经验来看,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过程中,合作才能共赢,竞争只是为了更好地合作。不管是出于对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还是对本地经济发展动力的清晰定位,粤印在信息技术产业方面的合作契合相互需求,具有合作必然性。同时,近年来,中印两国努力增信释疑,致力于边界等棘手问题解决的同时,以经贸合作努力营造全方位合作的平台,扩展合作领域,且在中印新一届领导人互访后开启了地方合作的新时代,这些为粤印信息技术产业的合作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但是,粤印在信息技术产业合作方面存在的诸如单点式(主要与古吉拉特邦之间)、偶发式(较少常态性机制)、窄领域性(合作形式单一)、弱行动性(合作更多停留在呼吁阶段)等问题明显,粤印需要构建电子信息产业合作交流的常态机制。具体来说,一是粤印信息技术产业合作应借势“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的相关区域合作平台,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丝路基金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较成熟的区域合作组织或平台,从中寻找合作突破口,开展实实在在的信息技术产业合作。二是要努力协商和签署信息技术产业合作的规范性文件,让双方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的合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三是企业和社会机构应创设常态化的交流平台,类似“广交会”、“高交会”这样的经济唱戏、持续举办、项目对接、资源共享的会展活动。 织梦好,好织梦

(二)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中电信产品多元需求契机,创新粤印信息技术产业合作模式及产品结构,努力实现双方贸易额不断增长基础上的收支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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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粤印需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中创造的多元产品需求契机,整合资源,创新合作模式和产品结构,实现量质同增基础上的贸易平衡。可以重点考虑以下方面:一是加强信息技术人才合作培养机制建设。粤印信息技术产业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大且有互补性,而当前双方“学院制”人才培养方式难以适应行业发展节奏和胜任业务,拓展至企业合作培养模式等势在必行,双方可以在人才合作培养模式方面展开合作。二是双方可尝试组建信息技术战略合作联盟,从信息技术研发到应用,让企业的相关技术进步不再局限于各自企业的研发中心或者实验室,而是通过专利授权分享、风险投资收益共担等方式,实现降低运营成本基础上的技术资源共享,快速实现技术的更新和产品的升级。三是优化粤印电子信息产品贸易结构,努力实现贸易平衡。这方面印度可大有作为,如制定和完善相对宽松的投资引资政策,逐步取消不合理的贸易保护,积极吸引广东信息技术企业到印度投资并逐渐实现产品本土化等,以实现贸易收支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广东也要为印度的优质信息技术企业对粤投资创造契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依照“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宏观与微观并举的特点,双方各级政府要努力营造宏观合作环境,在战略、政策与行政等方面为双方企业合作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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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宏大战略,关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国内和国外等多个层面,还包括与不同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信息技术产业具有敏感性,如果没有政府间的互信和政策支持,企业要实现无缝隙合作是不可能的。具体到粤印之间,印度在航空航天、现代工业、金融等重要部门电子器件获取方面大量依赖进口,且其电子器件设计制造标准体系、信息安全法规、网络警察筹建等措施不完善,有着强烈信息安全忧患意识。如果没有政府间的合作协议和支持,如美国与加拿大启动“联合网络安全计划”、欧盟国家间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粤印信息技术企业间的高端研发合作不可能进行。而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信息业巨头不仅不断加大专利申请力度以保证在专利数量和质量上保持领先地位,同时还不断通过发起专利诉讼遏制竞争对手发展,中印本土企业,如中国的华为、中兴,印度的威普、塔塔咨询服务公司等,在拓展海外市场中都面临专利壁垒,亦需要中印各级政府政策引领与合作保护。中印都在酝酿出台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与政策文件方面的合作,中印尤其粤印可在新兴的云计算安全、大数据安全以及移动应用安全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在保护本国知识产权基础上,推动信息技术专利跨国合作。为此,粤印政府应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内,双方各级政府要努力营造宏观合作环境,在战略、政策与行政等方面为双方企业合作提供指导。具体来说,一是双方政府应做好行政服务工作。通过成立行政服务中心,建设高效管理平台与机制,提供精准的两国中央与地方电信业发展战略与政策清单等,为双方信息技术企业展开合作提供帮助。二是健全电子信息产业知识产权联动保护体系,为双方企业合作提供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动力。三是充当双方企业合作的“牵头人”或“中间人”,为双方相关企业合作创造平台和合作机会。为双方信息技术企业在国际分工尚未定局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尖端科技领域跻身于国际前列创造机会,也为信息技术专利跨国合作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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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内容来自dedecms

“一带一路”战略,共赢合作是其重要目标,亦是实现中国与相关国家“五通”的基础。因此,“一带一路”战略获得印度认可,中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产生合作共振是有可能的。只要我们坚持正确义利观,努力增信释疑,中印特别是粤印间的全方位合作只是时间问题,遑论双方迫切需要发展的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事实上,“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印度已成为广东南亚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其中电子信息产品贸易和投资引人注目,具有很大的贸易增长潜力和利润成长空间。而且,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节点,与印度的共赢经贸合作不仅具有地理优势,而且在推动广东供给侧改革方面意义深远。印度经济最大的亮点是“草根”经济,民营企业发展特别成功,这与广东创新驱动战略下努力发展小微企业尝试契合,成为新的合作动力。而且,粤印经贸共赢合作,将成为地方政府参与外交、特别是经济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典型案例,会促进中国地方公共外交和经济外交的发展,不仅为广东地方发展提供机遇,而且为中印关系持续改善创造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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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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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年广东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销售产值和利润保持平稳增长》,http://www.gdeia.com/index.php?c=news&a=detail&id=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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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年度广东电子信息产业运行情况公告》,http://www.gdeia.com/index.php?c=news&a=detml&id=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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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思佳、符信:《携手打造中印地方合作完美典范》,《广州日报》2015年9月19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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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林:《胡春华会见印总统慕克吉》,《南方日报》2016年5月26日,第A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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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立:《中印贸易摩擦的现状、原因及对策建议》,《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3期,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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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洪涛:《贵州与印度大数据产业合作日益密切》,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2/16/c_1117478753.htm。 织梦好,好织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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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尔·达耳曼、阿努扎·乌茨:《印度与知识经济:发掘优势 把握机遇》,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dedecms.com

2、威奈·莱、威廉·L·西蒙:《思考印度:全球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趣对每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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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忠:《印度电子信息产业政策研究》,《亚太经济》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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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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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立:《中印贸易摩擦的现状、原因及对策建议》,《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3期。 本文来自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