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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关贸易战的导火索是关中巨额的贸易逆差，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中国现行的体制使中关贸易不公平。事实上，关中贸易逆差有中国渐进化改革开放中市场不完全到位的因素，但更多的源于美国自身的制度缺陷。美国持续巨额的财政赤字和美元国际储备与结算中的超级垄断，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制度根源。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过来又成为美国巨额国债、持续财政赤字和强势美元赖以维系的基础。关中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国别转移。贸易战损人不利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只能将美国的贸易逆差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 内容来自dedecms

关键词：美中贸易逆差 中美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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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期以来，特朗普政府对我国出口美国商品和投资美国企业，先后发起了涵盖“201”“232”“301”“337”“反倾销”等名目繁多的调查，挑起贸易战。其借口是所谓的中美关税不对等、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中国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持续巨额的美中贸易逆差等。事实上，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了40多年，最大逆差国从上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转为90年代至今的中国。期间，美日、美中贸易摩擦不断，美国采取的涵盖上述制裁顺差国的措施也很多，结果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究其原因，有比较优势原则下国际产业链转移的因素，但更多的则是由于美国自身的财政货币体系下，高福利所导致的持续巨额财政赤字与赖以维系的国债融资体制和低利率环境所导致的居民高消费、低储蓄倾向，以及美元国际储备结算货币的垄断地位所导致的美元大量输出和反过来对联邦财政赤字、巨额国债和居民高消费的支撑。 本文来自织梦

一、持续巨额的贸易逆差是美国财政、货币制度的必然产物和赖以维系的基础

（一）持续巨额的贸易逆差是美国长期赤字财政政策的必然结果 dedecms.com

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贸易收支状况是由该国的国内居民储蓄一投资缺口决定的；一国的国内居民储蓄一投资缺口又是由政府部门缺口和私人部门缺口两部分组成。私人部门缺口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私人收入的减少，也可能是消费或投资的增加，或者三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缺口产生的原因无外乎减税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一国的贸易收支逆差可能源于私人部门缺口，也可能源于政府部门缺口，或者“双缺口”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政府的减税或扩大财政支出无法通过刺激消费、投资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增加私人储蓄，或者居民的消费与投资增长无法通过增加税收而改善政府的财政赤字，则政府的持续财政赤字政策和居民的高消费、低储蓄倾向均对贸易收支具有逆差效应。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对美国1999年～2017年的贸易余额与双缺口的统计分析发现，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由政府缺口所导致的。联邦财政收支只在1999年～2001年克林顿执政时期出现过盈余，其他年份均为赤字。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为刺激经济复苏，联邦政府在实施宽松量化货币政策的同时，大量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致使2009年后美国联邦财政严重超支，政府缺口成为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而美国的私人缺口在1999年～2017年间的大部分年份均为正，即储蓄大于投资，只在1999年～2001年成为替代政府缺口成为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2005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固定资产投资的疯狂使美国的私人投资再次大于储蓄，成为与政府缺口共存的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次贷危机爆发后，私人消费和投资的急剧下降使私人储蓄与投资缺口反而出现了较大的正数，期间美国的贸易逆差完全是由于联邦财政赤字所导致的（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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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国的持续巨额贸易逆差产生的制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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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一直在国际储备和结算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约占国际外汇储备的63％，国际结算的40％。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资本跨越国界的流动、国际储备和结算的增加，均会导致美元境外需求的扩大，而境外美元的供给必须以美元输出为前提。 织梦好，好织梦

在科技和金融具有绝对优势、劳动力成本又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美国输出美元的最佳途径便是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货物进口。通过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美国输出了美元，分享了发展中国家廉价资源和劳动力所带来的低成本收益；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美国既降低了国内的物价，又实现了美元的对外输出。这种输出的美元在国际收支统计中便表现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的逆差和美元储备的增加，亦即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是当今国际货币制度下，超级美元赖以维系的前提和世界经济、贸易、金融发展所导致的美元过度扩张的必然结果。 本文来自织梦

美国的贸易逆差与世界美元储备的增加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而且世界美元储备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美国贸易逆差的增长速度（见图2），原因主要是世界美元储备是累加额，而美国贸易逆差是年度数据。同时，美元输出不仅仅是贸易逆差途径，还包括资本输出。

（三）持续巨额的货物贸易逆差是美国巨额国债和财政赤宇赖以维系的前提 织梦好，好织梦

货物贸易逆差是美国财政赤字、超级美元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美元储备的主要来源。由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所导致的世界美元储备反过来大部分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到美国，维系着美国长达40年不断增长的巨额国债和财政赤字，支撑着国内居民的高消费、低储蓄、高福利。由于美元的超级霸主地位使美国的巨额国债80％以上是用美元来计价的，意味着美国可以在毫不顾忌外汇风险的情况下，开动印钞机，让全世界替它的财政赤字买单，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双赤字”才得以长期维系。甚至美国巨额的外债不仅不构成偿债的压力，反而成为美国制衡债权国的筹码，亦即美国在自认为的非常时期，可以根据《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随时冻结所谓对其构成威胁国家的美元资产。

图3和图4即为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与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和中国美元储备规模和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图，从中可以发现，大部分年份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中国美元储备和中国持有美国外债三者之间具有高度的趋同性，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是导致中国美元储备增长的重要来源，中国持有的美元储备又主要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流回了美国，从而使中国在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顺差国的同时，也成了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据BEA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118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8.25％，约占美国国债境外持有量的19.8％。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美中贸易逆差是比较优势原则下全球化国际分工的必然产物

在全球化比较优势原则下，美中两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工成本差异使美中货物贸易理应出现逆差。 copyright dedecms

中美两国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美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均具有绝对优势。中国只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体量比较大，GDP世界第二，很多领域也跃居世界领先，但总体上与美国差距仍很大。比较优势基础上国际分工的结果，中国大都处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链底端。据测算，2016年，美国蓝领工人的薪酬是中国工人的8倍，美国劳动力的综合成本是中国的7～10倍，拥有处于产业链顶端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中美贸易的失衡，不是因为中国向美国出口低端产品过度，而是美国严格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以及中国对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开放力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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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前5大类商品分别是机电、家具玩具和杂品、纺织品与原料、贱金属及制品、塑料橡胶，占美国从华货物进口的比重分别为50.8％、12％、7.7％、5％和3.9％；而美国对华出口的前五大类商品分别为运输设备、机电产品、植物产品、化工产品和矿产品，占美国对华货物出口的比重分别为22.6％、19.2％、11.5％、8.6％和7.7％。美中贸易逆差主要发生在机电、家具玩具杂品、纺织品、贱金属和塑料橡胶，占美中贸易逆差的比重分别为：61.7％、16％、9.9％、6.5％和3.6％；在运输设备、植物和矿产品方面则分别出现136.6亿美元、133.2亿美元和88.2亿美元的顺差（见表1）。中美贸易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与上世界80年代美日贸易失衡的同业竞争具有根本的区别。 dedecms.com

对美中贸易逆差结构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很少。2017年，美中在这一领域反而存在1354亿美元的逆差，占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比重高达36％，占美国高科技全部贸易逆差的122.7％。从行业分布看，除电子、航天、柔性制造有较少的顺差外，在其他高科技领域，尤其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通信、信息技术等领域均为逆差。究其原因，除了部分美国制造业转移中国（如苹果）外，主要是美国对华高科技封锁的结果。如果美国放开对华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则美中贸易逆差大约可减少40％。从图5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与美中高科技贸易逆差的变动情况，以及美中高科技贸易逆差占美中贸易逆差的比重情况。

三、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是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不同时期国别转移的载体 copyright dedecms

美国外贸逆差由来已久。上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的外贸一直保持顺差。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制造业快速崛起，致使美国从1977年开始便陷入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 copyright dedecms

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主要贸易逆差国是日本，约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的30％。为消除美日外贸逆差，美国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贸易和关税保护法案，发动了针对日本出口美国的纺织、彩电、钢铁、汽车、半导体等行业商品的名目繁多的贸易调查，迫使日本签订了许多单方面限制对美出口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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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干预效果不甚明显的情况下，美国会同英、法、德等发达国家与日本签下了旨在促使日元兑美元汇率升值的“广场协议”，以期通过美元贬值调节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结果日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随后的不到两年里，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1985年9月的1美元兑250日元左右快速上升到1987年最高时的1美元兑120日元，平均升值了一倍，进而引发了90年代泡沫经济的破灭和“经济增长失去的二十年”。尽管如此，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并未彻底消除，短暂的下降之后，于1992年开始重新启动快速上升的通道，只是贸易逆差的最大国别由日本转为中国。这说明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其自身的体制，而非贸易顺差国。单纯对主要贸易顺差国的制裁，只会将贸易逆差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 本文来自织梦

中国之所以会成为继日本之后美国的最大贸易逆差国，主要是因为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使中国成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制造业转移的最佳场所。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承接日本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逆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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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中贸易逆差只是美国外贸逆差不同时期国别转移的载体，更多的原因在于美国自身。中美贸易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只会像上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一样，充其量会将美国的主要贸易逆差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图6即为1999年～2017年美国对中国、日本、德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货物贸易逆差情况，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只是从本世纪开始才替代了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国。同时，德国也从2009年开始替代了加拿大成为美国的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逆差国，墨西哥一跃成为与日本不相上下的美国的第二或者第三大贸易逆差国。

四、美国不恰当的贸易统计口径夸大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copyright dedecms

据美国商务部公布，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7.1％。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2758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5.3％。二者相差近1000亿美元。缘何双方数据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统计口径的不同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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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物贸易统计口径的差异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美贸易失衡中的口径之差一直是业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目前，关于国际收支的统计口径主要有IMF原则、美国原则和增加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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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MF国际收支统计中，对于进出口贸易的计价原则明确规定出口用FOB（离岸价），进口用CIF（到岸价）。其中，FOB和CIF的主要差别是在途运输费和保险费，亦即CIF=FOB+在途运费和保险费。目前，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遵循的均为IMF的国际收支统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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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所公布的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的编制原则却有别于IMF原则。其出口用FAS价，进口用CIF价。FAS（船边交货）与FOB（舱底交货）最大区别在于登船前的相关费用和保险由谁来承担。FOB条件下由卖方承担，即计入出口；FAS条件下则由买方承担，不计入出口，亦即FOB=FAS+办理登船的相关费用和保险。因此，以FAS计算的美国对华出口额肯定低于以FOB计算的美国对华出口额低。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应该将FAS数据增加1％换算成FOB数据。

（二）美国忽略转口增加值的统计标准，难免导致“所见非所得”

国际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一件最终消费品往往需由多个国家的企业分别加工和相互贸易来完成。因此，传统的原产地国际贸易统计原则很难准确反映产业链上的不同国家对其进口、加工、再出口的附加值，导致国际贸易中的“所见非所得”的问题。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国对外贸易的典型特征是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加工贸易中我国赚取的仅仅是微薄的加工费，却因改变了产品的性能而必须全额统计为出口；转口贸易中的大量附加值又因未改变产品的属性而一并计入中国的出口。美国的这种原产地界定标准，必然会夸大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并导致中美双方公布的双边贸易数据存在较大的差异。据统计，中国对美出口货物的60％以上是转口贸易，而香港转口美国的平均增值率高达4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0％。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加工贸易，57％来自外资企业（包括美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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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对原产地的不同界定也是导致美中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内容来自dedecms

中国对原产地界定的依据是进口商的申报，美国则笼统地将所有转口贸易划归原产地，将中国其他经济体的转口贸易也一并计入中国对美出口。中国对国界的界定是海关，不统计保税仓库货物，美国执行的则是通用贸易体系的国界，对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的货物一并统计为进出口。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根据中国和美国统计工作组测算，美国官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每年都被高估了20％左右。图7清楚地反映了2000年～2017年中美各自对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统计数据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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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调节美中贸易逆差的理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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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足国际收支角度，正确看待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建立以增加值为依据、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科学合理的贸易统计口径

一国的外部均衡是指国际收支的大致均衡，国际收支顺差或逆差太大均非收益和风险的最佳组合。持续巨额的逆差易导致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巨额的顺差则会因储备投资收益的低下而导致对外投资总体收益的相对降低，甚至增加主要储备货币资产管理的汇率风险和政治风险。 本文来自织梦

一国的国际收支包含众多国际交易项目。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国际收支结构具有很大差异。比较优势原则下的国际分工将使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国际收支局部项目的失衡并不可怕，只要最终大致均衡即可。这也是一国外部均衡管理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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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两国分别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高度发达的美国，绝对领先的科技、金融和服务与居民的高消费、低储蓄、高工资，以及美元的超级垄断决定了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方式一定是科技、金融、服务业产品出口、劳动密集产品进口、低端制造业资本外流和高端研发及证券资本回流，表现在国际收支结构上即为经常项目下的货物贸易逆差与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顺差并存，以及经常项目逆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并存。身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力、资源和市场，因此，引进外资，承接国际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主要方式，反映在国际收支结构上就是经常项目下的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和投资收益逆差并存，以及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并存。可见，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只是身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两国间国际交往的结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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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成长历史表明，一国在工业化的初期，大都保持对外贸易的长期顺差，如美国在1874年～1970的97年中，就有93年保持贸易顺差。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只是双方分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比较优势国际分工的结果，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从不以追求顺差为目的。事实上，美中双边经贸往来中，货物贸易为逆差、服务贸易却为顺差，且呈不断增长之势。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美中服务贸易顺差为385亿美元，是2008年的近8倍，占美国全部服务贸易顺差的比重为15.9％，较2008年提高了大约12个百分点。综合考虑美中服务贸易顺差、转口增加值、双方统计口径差异和外商贡献率，美中贸易逆差将大打折扣。因此，立足国际收支总体而非局部平衡，建立以增加值为依据，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适应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科学的贸易统计制度，是正确认识和调整美中贸易逆差的前提。

（二）遵守WTO全球自由贸易的规则，正视比较优势原则下的国际产业链分工，尽快取消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

高科技是美国相对于中国的比较优势，但由于美方对华的严格出口的限制，这一领域美中反而存在40％左右的贸易逆差，这与WTO下全球自由贸易的规则和比较优势下国际产业链分工的结果背道而驰。调整美中贸易逆差，美国首先必须遵守WTO全球自由贸易的规则，正视比较优势原则下的国际产业链分工，尽快取消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尤其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信息及通信等领域产品的对华出口限制。同时，增加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金融、服务产品的对华出口，建立以科技、金融、服务出口的顺差和证券资本回流平抑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实现国际收支大致均衡的科学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美国不应既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又指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更不应该在赚取对华投资巨额比较收益和享受中国廉价进口商品的同时，因为自身的制度不合理和人为管制，而以种种借口对华进口商品进行二次盘剥。中国对美国廉价商品的出口，“顺差在中国”，“利益在美国”，这一点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应该很清楚。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从制度上消除美国的“双缺口”，改变低利率环境所导致的高消费、低储蓄和高福利所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 dedecms.com

特朗普的减税和增加基建开支，短期之内可能会导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的进一步加大。如果能吸引海外资本的回流，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的增长，进而增加居民收入和税收，削减政府财政赤字，并在利率不断攀升的条件下增加居民储蓄，减少私人缺口。不过，“双缺口”最终得以调节的前提是短期内联邦财政别停摆和海外资本能真正回流。

为吸引海外资本的回流，特朗普政府调整了美国以往的对外发展战略，一切以“美国优先”“利益至上”“重振美国”为中心，拒绝参与所有对美国无益的活动，以“双边协议”取代“多边协议”，全面启动对所有贸易逆差国的贸易制裁，甚至发动中美贸易战，制造国际经济、金融紧张局势，加剧世界股市、汇市、债市、衍生品市场的波动风险，增强大宗商品价格贬值的预期，促使国际投机资本高位套现，进而凭借强势美元，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完成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剪羊毛，实现其重振美国的战略。

特朗普的算盘打的很好，但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关税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其先前实施的国内减税政策效应，抑制国内投资、消费和经济的增长，恶化美国的财政收支。特朗普政府应当承认，中国无论在制度还是体量上，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均具有很大的差异，美国80年代对日本的剪羊毛措施对中国可能行不通，中美贸易战的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但中国比美国的承受力更强。物价上升所导致的民怨沸腾和企业因生产成本上升、市场销售受阻而出现的倒戈、以及“美国优先”“利益至上”逆全球化投资贸易保护对美国国际信誉的损害，均是特朗普政府巨大的压力。美中贸易逆差的调节，不是靠单方面的强势欺人，巧取豪夺甚至挑起战争能够根本解决的，从制度上彻底改变美国低利率和高福利所导致的居民高消费、低储蓄和政府财政赤字，才是根本出路。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四）弱化美元和减少货物贸易逆差，美国二者只能选择其一

货物贸易逆差是强势美元的必然结果。美国要么忍受着日日增长的“双赤字”和巨额外债的困扰，而死守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要么正视全球经济、金融多元化的格局，适应中国的和平崛起，适当让渡美元在国际储备和结算中的份额，减少美元对外的过度扩张，相应地美国国债和“双赤字”均会得以调节，这也是美国调节美中贸易逆差的最佳选择。美国不能依靠无节制地印美元，既享受着铸币税，又通过“发美债”的方式为政府财政赤字融资，同时享受着因进口中国廉价商品而支撑的国内高消费，反过来又指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一定是建立在彼此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强盗逻辑行不通，而且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美元的弱化是迟早的事，只有从制度上减少对美元输出的依赖，才能相应地减少因美元输出所导致的美国贸易逆差，包括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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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美利坚合众国商务部，美利坚合众国贸易代表办公司.中关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研究第二阶段报告[OL].人民网，2013-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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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超.历史上美国如何打贸易战!以邻为壑，互相伤害？[OL].金融界网站，2018-06-20. 内容来自dedecms

[6]央视财经.美中贸易逆差的真相都在这六笔账里[OL].金融界网站，2018-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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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毅夫.美国自身才是其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源[N].经济日报，201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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