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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国内市场与国际大宗商品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作用于国内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来看，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对国际原材料市场的依赖程度有所提高；此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预期、劳动者的生活成本等，也进一步促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出现。因此，在全球流动性逐渐走向紧缩的大环境下，有效控制国内通胀的首要手段应当是管理好国内银行系统流动性，控制好国内货币条件，这既符合我国自身的宏观环境，也是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应有之义。 dedecms.com

　　（中经评论·北京）伴随着经济、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全球流动性紧缩时代的到来，国际大宗商品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更加深入和复杂，它不仅对国内的经济稳定产生强烈的溢出效应，作用于物价波动以及实体经济产出，而且作用于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货币政策导向与金融系统稳定性。因此，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货币当局，在面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时，有动机也有必要采取货币政策进行反向调整。然而来自国际市场的外生冲击与内生的国内市场环境对货币政策需求的碰撞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全球流动性总体水平的充裕与不足、汇率走势等因素也牵动着供求水平和价格波动预期，从而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作用于国内货币政策的渠道。
　　
　　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趋势的历史经验
　　
　　从本质属性来看，国际大宗商品是全球贸易的产物，其价格的波动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牵制和主导：一是全球流动性即货币因素；二是国际金融体系即制度因素。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稳定阶段、波动幅度加大阶段、单边上涨阶段以及剧烈震荡阶段。
　　
　　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撑下的稳定阶段。1973年以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货币政策受到金本位制的影响，货币发行受到严格约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十分稳定。1973年以后，随着黄金与美元正式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此后各国货币发行缺乏约束，美元超发严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开始出现大幅上涨。
　　
　　牙买加体系时期的波动幅度加大阶段。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牙买加体系作为一个相对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降低了各国在货币发行上的约束，从而潜在推动了货币超发，造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入振荡阶段。该阶段涨跌互现，波动率远高于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
　　
　　21世纪初的单边上涨阶段。2000年后，由于美国长期的“大缓和”，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了以低利率为主要特征的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阶段。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超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趋势，加之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增加导致基础货币发行增加，大宗商品价格再度出现单边上涨态势。此外，在供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发展，导致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旺盛，进一步推动了这一阶段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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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振荡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流动性趋紧，大宗商品价格在短期内经历了大幅下跌。为了走出危机的阴影，各国先后推出了经济刺激政策，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再度形成单边上涨态势，这一态势到2012年走向尾声。由于各国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刺激政策逐步释放完毕，而发达经济体面临巨额债务压力，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和结构调整压力，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难再重现，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出现回调。
　　
　　随着大宗商品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的不断增强，供求因素和金融因素对其价格短期波动的影响更加复杂。供给层面上，以农产品为代表的一些大宗商品具有天然的周期性，短期内供需出现失衡会引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而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存在以OPEC为代表的垄断组织，通过对产品供给的人为操纵造成国际大宗商品的剧烈波动。需求层面上，新兴市场经济体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时，对大宗商品尤其是金属和原油等的旺盛需求引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飞涨；金融危机引发市场预期逆转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时，供求关系失衡也会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下降。随着大宗商品金融化程度的提高，供需失衡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通过金融媒介放大，并作用于市场预期，供求关系反应过度，触发价格的暴涨暴跌。 copyright dedecms
　　
　　二、国际大宗商品与通货膨胀的产生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国内市场与国际大宗商品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大宗商品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互动的重要纽带，而国际大宗商品的波动发挥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作用。对于一个开放型经济体来说，由于其内部供给结构的不足，或者是出于利用相对优势进行国际贸易的考虑，都会一定程度地依赖国际大宗市场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从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作用于国内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来看，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对国际原材料市场的依赖程度有所提高，其中原油、铁矿石、铜等能源和金属的进口依存度甚至超过50%；而且大宗商品属于初级产品，需求弹性小，很难找到替代品，因此，不可避免地承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压力；另外，受大宗商品的相关行业集中度不高、对国际期货市场的参与度较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缺乏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议价能力。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作用于国内一般商品，从而引起大面积的价格波动。一系列有最终消费品性质的大宗商品，可以直接作用于CPI的变化，如大豆、玉米等；生产资料形式的大宗商品则借助于生产成本对企业的利润率产生影响，最终沿着产业链流向消费品价格，表现为PPI和CPI的上升。此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预期、劳动者的生活成本等，也进一步促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出现。 dedecms.com
　　
　　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货币政策应对的历史经验
　　
　　既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能够通过直接、间接的途径作用于国内的原材料成本、消费品价格等，并对通货膨胀水平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势必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事实上，大宗商品价格变化本身并不是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持续出现的充分条件，在国际流动性松紧环境下，国内货币政策的选择也是引发国内物价水平变动和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从历史经验来看，面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涨跌，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应措施，通过货币政策的相应调整，以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不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过多干扰。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上涨：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持续十余年的石油危机，该次危机引起西方国家陷入了“滞涨”的困境；另一次是本世纪初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油价飞速攀升，但相对而言，这次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对比较温和与平稳。从各国货币政策应对的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作用于国内的物价水平，但这种作用的强弱主要受货币因素的影响。从这两次国际大宗商品上涨区间的国际横向比较来看，国际大宗商品的外部冲击在短期内会产生影响，但是“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冲击强度和持续时间最终可能决定于国内的货币因素。因此，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之下，适度调整国内的货币政策、有效地管理国内货币总量是平滑其影响的重要举措。 本文来自织梦
　　
　　面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政府应当如何调整货币政策加以应对？石油危机带来的供给端冲击，导致产出下降、失业率上升与通货膨胀率提高，极大挑战了基于总供给稳定而总需求易变的短期分析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根基。政府为了增加产出并降低失业率，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来增加总需求，进一步提高了预期膨胀率，并造成物价螺旋式上升。此后，里根政府进一步放弃凯恩斯主义，转向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通过加强货币管制、减税、控制财政赤字等方法，加速经济增长和提高价格的稳定性，才最终摆脱了“滞涨”的困境。沃尔克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更加稳定，通过采取审慎的货币政策，并坚持与市场沟通，避免了大宗商品波动引致的严重通胀。此后，以新西兰为首，许多发达经济体在运用货币政策时开始采用货币政策通胀目标制，避免物价大幅波动对公众生产活动的影响，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

织梦好，好织梦

　　
　　四、全球流动性环境下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全球流动性宽松的环境下，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的价格波动对国内通货膨胀和物价水平的影响基本可控，可以较为灵活地通过国内货币政策进行调节，而在全球流动性逐渐收紧、本币升值的环境下，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发生了改变，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金融要素占主导地位，从而对通胀水平及其预期的影响更深，且在未来较长时间内难以进行消化，这对国内货币政策带来了更大的考验。
　　
　　从全球流动性走势来看，一个全球流动性趋于萎缩的长周期即将到来。尽管短期内，全球流动性总量将会处于过剩与不足交叠出现的状态，但长期维度上，欧元区和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目前仍在进行中，除美国之外其他区域的流动性下降和全球流动性结构错配将成为大概率事件。全球基础货币增速已经开始下滑，并随着全球货币乘数的下跌而上涨乏力，从而以SDR计价的全球流动性增速未来也必然走向震荡性下降。随着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增强，全球流动性将会加速向美国集聚并造成对其他地区的流动性抽离，对于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而言构成了重大的挑战，美国的低通胀、高增长态势吸引了来自欧盟、日本银行体系和大型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性需求，带动全球资本流向美国。流动性抽离和结构错配无疑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是雪上加霜。 本文来自织梦
　　
　　对于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而言，由于全球流动性下降和美元走强的双重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已对其改善经常项目收支带来了阻碍，短期内难以有明显改观。另外，从国内的金融体系来看，本币贬值及其预期与全球商业银行和大型机构投资者的资金重置，一旦引致资本项目下的资金外流，将对其国际收支表的平衡及宏观经济稳健增长带来威胁。随着外汇储备走向枯竭，这些经济体很有可能走向本币贬值、资本外流的恶性循环圈套之中。
　　
　　因此，与一些积极参与了国际产业分工、有一定制造业基础的国家相比，大宗商品出口国在全球流动性紧缩环境下受到的冲击要大得多。尽管美元升值短期内能够对这些国家带来经常项目顺差、国际收支改善的好处，但长期来看，其造成了资本项目下资金流出的威胁。随着全球范围内资金配置转向美国，资金外流与债务负担的加重会造成这些大宗商品出口国以及与大宗商品价格敏感国的重要负担，导致这些国家不得不通过调整国内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其金融体系的稳定，并降低外汇储备增速下降对国内流动性增速的负面影响，从而最小化对实体经济的威胁。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引发国内对于经济增速、经济运行效率、周期的预期发生偏离，从而间接影响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内容来自dedecms
　　
　　那么，全球流动性紧缩环境下，面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各国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应对？
　　
　　首先，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对通胀目标盯住制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和威胁，当大宗商品价格发生变化时，本国通胀水平受到影响，而如果央行盯住本国通胀率，那么货币政策的变动就会受制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例如，多个国家的CPI都与大宗商品价格挂钩，这就将风险传导从全球传递至本国货币政策层面；而由于大宗商品价格频繁、大幅度波动，货币政策也深受其扰，而容易造成本国货币政策目标摇摆，失去独立性，最终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历史经验看，20世纪80年代海湾战争导致的油价暴涨，对日本盯住通胀的货币政策造成重击，从而造成日本步步加息，引发经济低迷。
　　
　　其次，在全球流动性不足的环境下，大宗商品走势低迷导致通胀预期较低。这种低通胀的环境进一步催生了货币政策走向宽松，这对于货币政策制定方带来了重要考验。从长周期来看，货币政策不宜过度宽松，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金融风险隐患，在全球2%的通胀预期下，相对适度的短期利率应当维持在3%左右，从而保持国内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抑制金融风险的积累。在我国推进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如果货币政策过多地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在国际流动性趋于紧缩的大环境下，面对外生冲击导致的低通胀，如果央行为了降低融资成本而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降低名义利率，则导致产能较低企业或者僵尸企业继续获得贷款，无法淘汰落后产能。更为严重的是，随着金融体系的复杂化，宽松的流动性极有可能无法顺利进入实体部门而在金融体系空转，金融体系内部可能会通过不断地加杠杆实现较高的收益率，这种拉长的金融链条可能不仅不能够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聚和扩散，不利于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因此，通过货币政策来调控国际大宗商品的冲击应当适度，矫枉过正则可能有悖于我国目前供给侧改革的大局。 织梦好，好织梦
　　
　　最后，从CPI篮子的设计角度来看，目前全球有二十多个经济体实行通胀目标制，而在选择所盯住的通胀指标时，大多数国家都考虑以核心CPI为代表的核心通胀率，这一指标剔除了食品和能源等季节波动较大或者容易受国际形势、国内政策影响的商品，以更好地反映代表内生经济运行状况的物价变动情况，并进行合理的调控。相比之下，许多新兴国家的CPI的篮子中食品类的含量较高，这就导致通胀率较大程度地受制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应当推进核心CPI篮子的设计，参考发达国家的实践，降低食品类的比重，降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的干扰和冲击。
　　
　　总之，在全球流动性逐渐走向紧缩的大环境下，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于国内货币政策的考验加大了。面对国际大宗商品的冲击，货币政策作为一种需求端的总量调控手段，货币当局应当避免过度使用货币政策来进行应对。有效控制国内通胀的首要手段应当是管理好国内银行系统流动性，控制好国内货币条件，这既符合我国自身的宏观环境，也是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