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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规模、强度、异质性、互惠性对于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整体样本中，社会网络规模、异质性对于农民从事非农就业有显着正向影响，而社会网络强度、互惠性对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社会网络中四个特性对于非农就业无显着影响；中部和西部地区社会网络规模、异质性对于非农就业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西部地区，互惠性对于非农就业有显着正向影响。 copyright dedecms

[关键词]农民；非农就业；网络规模；强度；异质性；互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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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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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利伯维尔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中农业就业人口比例越来越低，人口聚集形式呈现城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新型城镇化战略作为经济新增长点的国家战略，而农民的非农就业是支撑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基础。人的社会群居性，决定了人的社会网络对其经济行为有着极其重要影响。社会网络的规模、强度、异质、互惠等不同特性，对就业有着不同的影响。在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中，社会网络属于微观自发领域的影响因素，具有长期稳定的特性。农民的非农就业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家庭成员就业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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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者对影响农民非农就业因素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两个方面。在宏观因素方面，学者们从经济改革、外商直接投资、乡镇企业发展、金融危机、国际贸易等各个方面较系统的对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1～2]由于我国的户藉政策对于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及就业市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者们对于该问题也有丰富的研究，[3，4]大部分的文献都认为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为农村劳动力异地非农就业造成了障碍。同时还有学者研究了地理因素对于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主要指地区及离城镇距离等因素。[5] 本文来自织梦

在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微观因素中，很多学者研究了人口特征及家庭特征对于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影响，主要分析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等因素对非农就业的影响，[6～8]同时，较多的学者重点研究了人力资本对于非农就业的影响，人力资本因素主要包括农民的教育背景、健康状况、培训等，[9～11]。尽管由于选择的数据不同、研究角度不同，但总体来说，学者们认为人力资本因素能够使农民有能力获取更多的就业信息，进而从事工资较高的非农就业。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社会网络对于农民就业问题的研究方面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蒋乃华和卞智勇（2007）利用江苏农户的调查数据，验证了社会资本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农民提高非农工作求职的效率及成功率。[12]章元（2008）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利用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进行找工作，可以帮助农民工从事远距离的工作，增强流动性，间接的提高工资水平。[13]。张小波（2003）研究了“关系”对于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发现“关系”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特别对于年轻农民的信息传递有重要的影响。韩雪（2015）认为，传统关系网络如亲戚朋友对农民就业选择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但由于网络质量问题，其对于农民职业上行流动帮助不大。[14]方黎明等（2013）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已婚男女从事非农就业及维持其工作稳定性有着重要意义。[15]高虹和陆铭（2010）研究了社会网络的特征信任变量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信任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整合社会资本，会增加劳动力转移成本，因此对劳动力向外转移产生负面影响。[16]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本文和以往研究不同的是：首先，以往研究多是考虑社会网络整体数量即社会网络规模对于农民就业的影响，而很少研究社会网络其他特性对农民就业的影响。本文在考察社会网络规模指标的情况下，研究其他衡量社会网络特征的指标对于农民就业的影响，包括互惠性、异质性、社会网络强度指标对于非农就业的影响。其次，不同地区由于劳动力市场不一样，而以往研究未区分不同地区并分别进行分析。本文以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了东部、中部、西部，分别进行社会网络特征对于农民就业的影响研究。 织梦好，好织梦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本文实证研究数据采用中国收入分配研究所2014年开通在线申请的最新一期“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8）数据”，该调查包含了中国东、中、西部共9个省份15个省市的数据。本研究关注社会网络特征对农民非农就业机会获得的影响，而CHIP数据库农村调研数据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农民社会网络特征调查，同时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农民就业、教育、收入等数据。CHIP数据库在劳动经济学相关领域研究中被称为最具权威性的基础数据库，为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农民就业、收入等问题提供了基础数据，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copyright dedecms

社会网络规模一般指个人社会网络的数量，网络规模指标的度量会根据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不同，而稍有差异。一般来说，多数学者用联系的朋友数作为网络规模的度量指标。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及结合数据可获得性，选取春节期间问候的朋友数作为代理社会网络规模的指标。春节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期间会有密集的互相访问、问候行为，可以作为测量社会网络的指标。 本文来自织梦

网络联系强度主要指网络中各种成员关系的联系紧密程度。社会网络强度对于创业机会识别、小微企业信贷、企业创新绩效等方面的影响，学者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在指标度量上，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度量指标稍有差异。Spender（1996）认为，可以用资源的交换数量及网络个体联系的频率综合来进行测量。Granovetter（1973）则把一周有两次以上联系的频率认为是强连接，Uzzi（1997）认为，所有连接中强连接的比重作为强连接的代表，根据本文的研究及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选择连接频率这个指标代理社会网络强度变量。 内容来自dedecms

网络异质性指社会网络个体成员各种特征的差异程度。学者们将社会网络异质性的研究应用在了创业者信息活动、商业信贷等各方面。社会网络异质性表征了在社会网络中所传递信息的差异属性。本文选择春节期间所联系城镇朋友数量作为指标来表征社会网络异质性。对于农民而言，城镇朋友所带来的信息流动异质性最高，为农民找到非农工作提供更广泛、更深入的信息。[17]

社会网络互惠性是指社会网络中，节点之间进行利益交换反馈，而非单向利益传递。中国民间习俗“你来我往”、“礼尚往来”就是对社会网络互惠性的体现。在社会网络互惠性指标选择研究中，学者一般采用邻里帮工时间或者对提供帮助者的随礼反馈作为互惠性指标度量。[18]本文认为，邻里帮工指标不适合表征非农就业中社会网络的互惠性，因为从事非农就业的人员农事工作较少，互相帮工的可能性降低，而对提供帮助者回馈礼金能较好的表征社会网络互惠性。 dedecms.com

三、实证研究

1.样本统计性描述

本文实证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取值为1或者0，农村从事非农就业被解释变量取值为1，没有从事非农就业取值为0，在计量经济学中一般用logit模型来处理此类二元离散变量。根据现有研究，控制变量为影响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其他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家庭收入等。同时考虑到区域差异，本文以西部地区为基准组，设置了东部和中部两个虚拟变量放入模型中，同时模型中控制了村庄效应。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根据本文研究需要，留取了16～60岁之间的农村劳动力样本，同时剔除掉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关键变量缺省数据，最终得到样本数量7152。各变量分布的特征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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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来自织梦

为了避免社会网络4个特征指标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分为4个模型，分别进行回归。通过表2第（1）（3）列可以看出，社会网络规模、异质性指标对于农民从事非农就业有正向影响，而社会网络强度、互惠性对于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着。社会网络规模对于非农就业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着，说明农民联系的朋友越多，其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就越大。而社会网络异质性的指标对于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着，生活在城市中的城镇居民本身就业一般为非农就业，其掌握的就业信息基本均为非农就业，因此对于农民而言，可以带来大量的非农就业信息，农民的城里朋友数量越多，其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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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一步讨论 copyright dedecms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在发现了非市场因素对劳动力市场进入的影响后，是不是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差异的不同地区，非市场因素可能会不一样呢?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匀性，可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分别进行社会网络对于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其中，东部地区包括来自江苏、浙江和广东的样本；中部地区的样本有河北、安徽、湖北、河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由表3可知，东部地区中4个社会网络指标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均不显着。我国东部地区凭借着良好的改革开放政策支持及优越的自然条件，市场化发展程度最高，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最高，提供的非农就业机会也是最多，这也是造成我国中西部大量农村人口迁徙到城市中工作形成“农民工”的原因。在就业机会丰富、就业信息流通更为通常的东部地区，农民也可以较为容易的通过非社会网络渠道获取非农就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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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知，西部地区的社会网络规模、异质性、互惠性对非农就业有显着正向影响。西部地区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就业信息流动途径渠道较少，因此通过社会网络获得非农就业信息的可能性越大。中部地区的社会网络规模、异质性对非农就业有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强度对于非农就业负相关。实证结果与Granovette（1973）的“弱连接理论”相一致。“弱连接理论”认为，社会关系中弱连接更容易提供不同方面的新信息，有利于个体获得全新的资源。而强连接容易造成社会中连接者之间同形体化，从而抑制新知识、新信息、新资源的传递，即保持时间越久的强关系不利于新信息传递流动，在同一交往圈中很难带来较远交往圈中的新信息。因此弱连接节点对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有着更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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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由实证可知，社会网络规模、异质性指标对于农民从事非农就业有正向影响，而社会网络强度、互惠性对于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着。即说明，农民联系的朋友越多，其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农民交往的城里人的朋友越多，其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就越大。而农民与朋友的联系强度，与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情况，对其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着。针对农民非农就业，社会网络起到的作用实质为信息传递，使农民的劳动力获得匹配度更高的职业薪资，获得市场公允价值认可，最终达到农民劳动力资源在社会中的优化配置。

鉴于此，政府可以通过改善农民社会网络中的规模、异质特性来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搭建平台以扩大农民社会网络规模，增加科技、金融等不同人员节点以增加农民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例如，大学生暑期对口到户的交流，银行、律师等人员对村对户的知识讲解服务，政府办事机关人员对村对户的服务流程讲解等具体形式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政府也可以在对农民的宣传培训中，注意强调“弱连接理论”，让农民意识到异质性信息对其就业是最有益的。那些不属于自己生活轨迹中强连接的社会节点，所带来的异质信息可以创造性开拓思路视野，促进农民更广泛地在非农领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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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社会网络对其非农就业的影响属于较为温和的内生力量，并不包含社会资本、政策帮扶的强外力支持。政府以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行政政策行为，或农民聚集地招商引资的引入社会资本行为，对农民的非农就业影响是直接、强烈的。政府可以从内外力两方面入手，为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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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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