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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工外出务工动机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人力资本成为影响其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河北省清苑县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运用数理统计和对比分析法研究外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增长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相对于进入全国中心城市和其他中小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区域中心城市的农民工技能增长的比例最高。在人力资本增长途径上，非正式学习途径效果突出，正式培训对人力资本增长的效果以区域中心城市最为显着，不仅进入该类城市的农民工能够获得更多的正式培训机会，而且企业对员工的培训频次及培训专业化程度均较另两类城市高。非正式学习受农民工学习主动性的影响，Logistic回归显示企业培训频次对技能提升主动性发挥正向作用且效果最强，而地方文化设施环境与农民工技能提升的主动性呈现负相关，全国性中心城市尤为明显。 dedecms.com

关键词：农民工；人力资本；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迁移；清苑县；河北省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0 引言 dedecms.com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知识、技能和健康是衡量人力资本的三大变量。农民工人力资本是其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及其工作经验的综合体现[1]，包含原有受教育水平以及继续投资形成的劳动技能等[2]。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但影响其在城市中的就业能力、工资收入及经济社会地位[1，3-6]，还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7-8]。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也进一步提出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如何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是亟待讨论的现实话题。 dedecms.com

已有研究认为，教育、培训和迁移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途径[8-10]。农民工接受培训的主动性受其个体特征、工作特征和职业经历等因素影响。通常，受教育水平越高，已有培训经历越多的农民工，其培训主动性和参与度也越强；外资和私营企业的农民工对培训也会有更多的需求主动性[11-13]。然而，这类研究多关注个体、家庭以及企业因素，缺少对行业尤其区域环境的考察。事实上，个别研究发现，农民工技能提升受到学习动力（如预期收入增长）、学习机会、学习环境（尤其迁入地提供的各类培训渠道）的综合影响，需要政府和企业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培训机会[14]。就迁移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而言，部分研究表明，农民工从城乡流动中获得更多“干中学”的机会，工作收入削弱人力资本投资的支付约束[8，15]；另有研究则表明，劳动力市场分隔，包括就业、生活的边缘化和流动的不稳定性对农民工迁移后的人力资本生成带来一定的消解[15]。尽管迁入地良好的培训机构和学习设施能为农民工开展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和机会[16]，但这些机构与资源往往主要面向城镇居民开放，农民工则被排除在外[17]。由此可见，已有研究存在的缺漏与争议表明，尚需关注迁入地的影响作用以及不同迁入地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增长产生影响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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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关注在不同等级的迁入目标城市中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增长差异及其成因。以河北省清苑县的外出农民工为调查对象，运用数理统计和对比分析法对此问题展开讨论，以期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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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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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区域 copyright dedecms

选择河北省清苑县为研究区域。该县隶属河北省人口数量最多、劳务输出量大的保定市，位居保定市域的东南方向，与保定市区接邻，是传统农业县，外出务工人数在保定市位居前列；同时，该县位于京津腹地，外出农民工主要流向北京和天津、保定和石家庄、省内其他中小城市等，迁入目标城市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满足研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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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问卷调查与分析方法 dedecms.com

采用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数据。问卷涉及受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迁移前后的工作变动、人力资本增长及其途径以及所从事的行业、所在企业、迁入城市对农民工人力资本需求与增长的影响等4个方面内容。现有研究多采用受教育程度、培训等指标来测量农民工的人力资本[2，13]，但对于本研究而言，这2项指标并不足以反映农民工外出后的人力资本增量。这是因为，通常外出农民工接受正规教育的可能性较小，受教育程度很少发生变化；虽然参与培训是人力资本增长的渠道之一，但其本身并不能直接反映增长的实际状况。事实上，有研究者认为，劳动技能或职业技能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也是他们实现稳定非农就业的重要条件[3]。因此，选择劳动技能作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调查问卷中对其增长的具体解释是“外出后获得一到多项职业技能或者原有技能得到提升”，这些获得的或提升的技能有利于农民工增加收入或工作机会。

调查时间选择在农民工返乡高峰的春节前开展，整个调查共分2个阶段。2012年1月在外出农民工较为聚集的温仁镇开展为期1周的小样本预调查，通过对14名不同年龄、行业、学历的农民工进行访谈及问卷试填，进一步明确外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现状特征及增长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并完善问题结构与内容。2013年1—3月份开展的问卷调查选择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即根据清苑县所辖的18个乡镇外出农民工数量多少，各随机抽取1～3个村，并在各村随机选取10～30名外出务工人员。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37份，回收问卷302份，回收率为69％，从中选取外出务工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得到有效问卷225份，有效率达74.5％，随机抽样的置信度达到99％，抽样误差不超过10％。

以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探讨农民工人力资本增长的影响因素及进入不同等级城市的增长差异。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3 有效样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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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样本的基本信息（表1）表明，在225个有效样本中，男性占77.78％，1980年以后出生的占74.22％，成为外出务工的主体，这与当地实际情况基本一致；从事技术性工作的群体居多，占67.11％，从事体力工作的占25.33％，其他为初级管理者和个体户；初中学历的占35.11％，构成有效样本的主体。多数受访者外出务工前从事农业劳动、读书，且以在私营企业务工者居多，企业规模不大；65.33％的受访者参加过培训，60％左右的受访者有在务工地长期发展的想法。 copyright dedecms

从务工地分布来看，保定市最为集中，达到40％，其次为北京，占24.89％，农民工倾向迁移到临近或者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与已有研究结论基本相符[20]。

为了考察务工地的城市等级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增长的影响，将务工地分为3类，即全国中心城市（在本研究中含北京、天津、广州、深圳、上海等）、区域（省）中心城市（保定、石家庄、郑州等）、其他中小城市（主要为河北省内其他地级及以下城市）[21]。从全体有效样本的数据（表2）看，男性更倾向去全国中心城市务工，且务工空间范围较女性广，与相关研究结果[22]一致。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工倾向于前往中小城市，原从事技术工种的农民工在全国性中心城市务工的比例最高。大专学历的农民工则倾向于选择区域中心城市，51位此类受访者中有33位即是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是他们通常有较高的职业预期，与全国中心城市相比，省级中心城市更有可能为其提供有一定专业技能门槛或进入大中型企业的就业机会。本项调查中，此类农民工中的63.2％在区域中心城市的大中型企业（300人以上）就职。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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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力资本增长的差异与途径

2.1 增长差异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225位受访者当中，188位（占83.56％）表示在务工城市工作期间获得1项或多项职业技能，即迁移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普遍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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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卡方检验的方法考察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与人力资本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着。按学历结构进行初步统计，高中学历者实现人力资本增长的比例占该群体的87.50％，居各类学历群体之首；初中学历者与之极为接近，达到87.34％；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此项比例略低，为82.35％；职业高中或中专学历者显着低于以上各类学历者的比例，仅为6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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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中有83.67％的人获得劳动技能提升，而对于未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而言，亦有83.33％的人实现技能提升。同样，利用卡方检验的方法考察参加培训与农民工人力资本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也不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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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不同等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而言，其人力资本增长状况则存在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区域中心城市务工的116位受访者之中，102位的人力资本有所增长，比例高达87.93％，高出全部有效样本此项指标的平均水平4.37百分点；在全国中心城市务工的该项指标比例为78.82％、中小城市为79.17％。与全国性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相比，区域中心城市似乎更有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

2.2 增长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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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增长的主要渠道[23-24]，然而，这在前述中并未得到证实。考虑到这2个渠道属于正式学习渠道，为此引入对于农民工而言可能更普遍的非正式学习，即包括个体的“干中学”和业余请教学习来讨论这类群体的人力资本增长途径。调查结果显示，相对于由企业、政府（包括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政府）以及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各种非正式学习途径普遍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增长产生显着影响（表3），而且无论在哪一类等级的城市中务工，“向其他同事学习”和“向老乡请教”均是最为重要的2种非正式学习渠道。这不仅与绝大多数农民工从事手工操作的工作性质有关，还因为他们通常经过同乡或朋友引介而外出并获得工作机会。在正式学习渠道中，企业培训对农民工的技能提升作用最大，政府和社会培训机构的作用比较微弱，尤其无论是家乡所在的政府还是迁入地政府，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影响均极小（表3）。与在全国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相比，在区域中心城市的务工者更能通过企业培训获得技能提升，该群体认可企业培训促使其人力资本增长的比例最高，比总体样本高7.76百分点，显着超过另两类城市（表3）。问卷中相关问题的统计结果还显示，区域中心城市的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复杂技术培训与传授的比例达到35.34％，分别比全国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高出4.76，27.01百分点。 dedecms.com

由此可以推断，全国中心城市各类人力资源的可得性相对较好，当地企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培训主动性相对较低，对在此务工的农民工而言，规模企业的进入门槛较高，而且获得真正有益于其职业技能提升的培训机会相对较少；中小城市的企业经营素质整体偏弱，企业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主动性较小，农民工更多依靠非正式学习渠道而获得提升技能的机会；相对而言，区域中心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环境较好，进入该类城市的农民工更有机会进入当地规模较大的企业，企业提供的培训机会多，培训内容也更具有适用性。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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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力资本提升主动性的影响因素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不同等级城市中的农民工人力资本增长途径存在显着差异，其中既与外部客观环境条件相关（主要以企业和政府组织的培训为主），又体现出农民工个体主动性的差异性。已有研究发现，农民工个体技能提升的主动性也会影响农民工知识和技能的获取[25]。而这种个体主动性是否具有区域差异并且是否受到行业特征及迁入地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从调查统计结果来看，73.33％的有效样本反映有提升其职业技能的主动性，其中在全国性中心城市中这一指标达到77.64％，区域中心城市为69.83％，而中小城市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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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主动性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被解释变量“技能提升主动性”Y为二分变量，将“主动提高技能”定义为1，“没有主动提高技能”定义为0，解释变量为个体因素、行业因素、企业因素和区域因素，各指标选择及解释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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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SPSS 16.0软件对模型采取Enter方法进行回归，模型通过了检验，回归结果（表5）表明，对于全体样本而言，在0.1的显着性水平下，受教育程度、企业对员工的培训频次、务工地文化设施均通过了检验，其中企业培训频次解释效果最强。这表明，第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其提升自身人力资本的主动性越强，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支持以下的观点，即无论在观念上、知识储备上还是经济支付能力上，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具有支持其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条件[8，22]。第二，企业培训频次越高，农民工提升个人人力资本的主动性也越强，技能提升带来的收入和岗位提升进一步刺激个人主动性。第三，务工地文化设施越有助于提升个人文化水平（教育水平），农民工提升职业技能的主动性则越弱，表明文化知识对职业技能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这或许透射出这样的现实，即正规学历教育能使农民工有机会进入当地的高端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有机会进入当地的学历教育系统，其提升劳动技能的主动性会相应地降低。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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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同一种模型分别对全国中心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有效样本进行处理并对比分析。结果（表5）显示，在两类城市中，因子X7（企业培训频次）均通过了检验且呈现正相关，这与总体样本的结果也保持一致。此外，与全体样本及区域中心城市的模型相比，在全国中心城市的模型中，行业因素中X4（与员工技能差异有关）以及迁入地属性中X8，X9（分别与城市文化设施、户籍管理制度有关）共3个因子通过了检验。其中，X4（对“行业内部技能差异不明显”的认同程度）与农民工技能提升主动性呈现负相关，即行业内部员工技能差异越小，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主动性越低。这是因为行业内部技能差异小，收入差距不明显，农民工提升个人技能的主动性就不强烈。与总体样本一致的是，在全国中心城市中，X8（文化设施因素）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主动性呈现负相关，而且相关系数较大，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另一个可能原因则是农民工在时间、经济和制度等方面上均不易获得大量机会进入这些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的文化设施。此外，相对于区域中心城市而言，农民工在全国中心城市落户的制度障碍更大，X9（“一技之长利于落户”）增强了农民工在此类城市提升人力资本的个人主动性，这就意味着在当地长远发展的意愿及户籍制度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主动性。

4 结论与讨论 dedecms.com

4.1 结论 织梦好，好织梦

教育与培训尽管经常被当作是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和增长途径，但这2个变量与人力资本增长没有呈现显着的相关性。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农民工群体主要依靠非正式渠道学习，其中以向同事和向老乡学习这2种方式为主。在正式学习途径中，企业培训仍是主体，社会培训机构和政府在此方面的作用甚微。 copyright dedecms

清苑县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外出务工期间多数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得到增长，在人力资本增长途径上，非正式学习渠道是农民工技能提升的主要渠道。与其他同类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关注迁入地与迁出地等区域环境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从迁入目标城市的规模等级来看，比起全国中心城市及其他中小城市，农民工进入区域中心城市有更多获得人力资本提升的机会与可能。究其原因可能与该类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有关，具体来说，除了非正式学习之外，农民工在此类城市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主流市场，获得与技能更相关、数量更多的企业培训。全国性中心城市的企业门槛相对较高，中小城市企业规模较小，农民工可获得的培训机会较少。三类城市中政府和社会机构的正式培训几乎没有发挥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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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力资本提升的个人主动性来看，全体样本及各类城市的农民工中多数都有此主动性。其中全国中心城市的农民工比例最高，而区域中心城市则最低。这种状况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农民工人力资本实际提升的状况并不匹配。这或许进一步说明个体因素之外的外部环境在发挥作用。就影响个体主动性的因素而言，企业培训直接正向影响到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的主动性，但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则显示出与城市规模等级有一定的关系。整体上，城市文化设施越有利于提升个人文化水平，农民工提升技能的主动性越弱，尤其在全国中心城市表现最为强烈，而在区域中心城市则没有显着相关性。与区域中心城市及全体样本相比，全国中心城市的农民工出于落户的愿望，个人提升技能的主动性增强，行业内部技能差异性的出现也影响到出于提升收入的需要对人力资本提升的主动性，这2个因素在区域中心城市则均没有显着相关。 织梦好，好织梦

4.2 讨论

与全国性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相比，区域中心城市在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方面更具有优势。事实上，随着二、三线城市承接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此类城市积极改善用工环境，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良好渠道，可能成为吸纳农民工的重要区域。同时，这也对全国中心城市用工环境提出一定的要求，在产业升级转型中应尽可能对农民工的可持续发展给予关注，这不仅是缓解“用工荒”问题的有效措施，也对实现产业升级有所裨益。同时，该类城市需要积极发挥区域文化设施与企业的协同作用，促进农民工技能的增长。对中小城市而言，需要积极发展经济，改善区域环境，提升企业素质，增强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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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用技能表征农民工人力资本，在当前农民工有更多机会进入正规学历教育（包括继续教育）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局限，“务工地文化设施有利于提升个人文化水平”在回归模型中呈现负相关即说明了这点。另外，未将外出农民工的健康因素考虑在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力资本影响因素的全面性欠缺，对于农民工这个相对弱势的群体而言，健康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研究数据取自特定地区，样本量偏少，可能对分析结果造成一定影响，结论还待在更多案例区域进一步检验。此外，不同地区由于发展模式不同，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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